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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的夸赞起了小区里没日没夜守在垃圾桶旁边的大爷大妈们，他们为废纸回收做出了不少贡献，功不可没：
有的分享了自己平时在工作和生活中是如何节约纸张的，以及卖纸箱得来的钱买冰淇淋格外香甜的经历：
随着近年来对环保概念的深入宣传与理解，资源回收也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与行业，与之相对应的，正是我们从小就很熟悉的废品回收。
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，百废待兴。政府号召大家正确看待废品，这些“破烂儿”能够回收再利用，对于工农业生产，是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。
而不知何时起，“收破烂儿”的大车已经从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，城市中的废品回收站也踪迹难觅。
今天，这一行业仿佛又从寒冬期中复苏并且崛起，与之前相比，似乎增添了更多规范化与组织性。
只是人们的生活中，能看到的只有垃圾桶上的分类字样，以及等候在那里的“小区回收军”。
公司里工作人员队伍庞大，有收购员走街串巷，从居民手中，收购各种废弃物资。
也有宣传员，不光在大街上张贴海报、宣传单，也走到工厂里，讲解回收政策，以及如何分类回收和再利用。
回收的物品包括废布条、玻璃、橡胶等等，回收后再卖给生产单位，制成棉毯、酒瓶等等。
这些废弃物资，帮助不少工厂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解决了原材料不足的问题。据统计，1956年，北京市30多个金属生产合作社，利用1万多吨烂铁代替新铁板进行生产，度过了停工危机。
同时因为废料价格低，降低了生产所带来的成本，产出的物品物美价廉，颇受大家的欢迎：
比如第一制毡生产合作社，利用废旧的毛料代替新毛，制作出的帐篷，成本降低了22%；
为了加深人们“变废为宝”的观念和印象，1958年，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还举办了为期半个月的“废品利用回收展览会”。
在会上，你能看到的一切展览品，都是工厂生产的边角料，以及居民手上淘汰的旧物件制成的：
好看的床单被罩，来自纺织厂的碎花布拼接；象牙一般的台灯底座，其实是废弃的牛骨头刻成的；各式各样的桌椅板凳，不少都是锯木屑重新合成的……
无论是钢铁厂还是纺织厂，都会产生边角料。企业中会设置废品暂存地点，并且专门设置废品管理员的岗位。废品回收企业的收购员，直接和企业里的废品管理员对接。需要收集的时候，站点就会派人上门。称重后，单位和单位之间转账，不采取现金收费。
而家庭产生的废品，收购站会派两到三人，上门收购，分别负责记账、收钱、称重等工作。为避免盗窃案件，非生活来源的废品，必须有户口登记才能卖。
在回收价格上，计划经济时代的废品价格统一，不能高抬，也不能降低。不一样的种类的废品价格明细清晰，收购员可以参照。
在那个年代，由于物资缺乏，废品回收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，支援了国家的生产建设，节约了原料，为国家创造了财富。
尽管如此，在当时人们眼中，废品回收员也依旧是成天和“垃圾堆”打交道的人，哪怕福利再好，又是正规军，也还是“不体面”的工作。
1980年代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废弃陈旧物资市场交易也逐渐兴起。不少人来到北京，在垃圾堆里“淘金”，这帮人被称作“拾荒人”。
他们逐渐取代了废品回收企业，做起了废品回收生意。而提到这一行，绝对离不开河南固始。
固始是人口大县，也是农业大县。1978年起，由于实行了包产到户，不少人开始外出打工。
最初，他们到北京的工地上干活，后来开始捡废品。于是其他人纷纷跟随，成为了“废品回收大军”中的一员。
为了方便，他找了一家建筑公司上班，没事时就去捡一些建筑垃圾，然后卖掉，第一个月，他就捡出了2000元的成绩。
靠着在建筑施工工地捡牛皮纸袋子，1986年，他就赚到了一万元，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。于是尝到甜头的他，果断辞职，成为了一名全职拾荒人。
乔保锋的生意越做越大。一次，他收购了昌平水泥厂里堆积成山的包装袋，本想卖给废品回收站。在别人的指点下，他果断把袋子卖给了山东的一家爆竹厂，赚了好几倍。
为了方便，他买了一辆二手货车，并且招揽了不少同乡，一起捡垃圾，形成了一个团队，手下多的时候能有上百人，业务也扩大到了附近厂子的所有废品。
他们每天活跃在各大垃圾场，每当垃圾车卸料后，就一拥而上，把能回收利用的垃圾掏出来，进行分类：
有人负责过秤，有人负责包装，还有人负责销售，就像公司一样。于是这些人也被称为“扒拉公司”。
那时候，北京有10多个这样的“扒拉公司”，“职员”收入不菲，来北京两年，就能在老家盖起好几间房。
但是，来北京的人慢慢地多，可资源是有限的。很快，废品回收站出现了慢慢的变多不是废品的物件。
比如钢筋、铁棍，又或者钢板角头，甚至有小偷去工厂偷贵重的铜材，景泰蓝花瓶都能被偷走损坏，然后出售。
认识到这个商机的人慢慢的变多人，还有人为争地盘发生聚众械斗。到1997年，北京七成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拾荒者犯下的，捡不着就偷，偷不着就抢，为了东西动手也是常有的事。
1999年，想成为一个真正企业家的乔保锋，承包了一家铸造厂。然而他对此一窍不通，经营起来十分勉强。
井盖、自行车、铁管，等等等等，都被扔到了炼钢炉，当成了试验品，甚至还扔进去过废弃手榴弹，造成了爆炸。
价格不透明、回收站脏乱、拾荒人员上门不安全等等，多种问题，在人们心中埋下了隐患，虽然没有给行业带来太大影响，却也让人们对这个行业的印象再跌一层。
当然，不是没有成功者。来自四川巴中的杜茂洲，也是靠着垃圾堆致富人群中的一员。
杜茂洲做过小学代课老师，也当过无线元的工资，只够勉强糊口，一旦遇到风吹雨打，一切都会化为乌有。
1989年，为了还清家中的欠债，33岁的他不得不像很多老乡一样，到北京打零工、谋出路。
在度过了一段举目无亲、寻工无果的日子后，他发现，大多数人避之不及的垃圾堆，其实是一个宝藏。
做过无线电维修的他，看到垃圾场里丢弃的收音机、录音机等电器，一下子就高兴得不得了，只要修一修，这些都能卖钱。
开始捡垃圾后，杜茂洲一天就能赚到在老家一个月的收入。两年时间，他就把家里欠下的六千块钱欠债还清了。
在经过当时环卫部门负责垃圾场管理的工作人员许可后，杜茂洲带着同乡们进驻了北京的垃圾场。他们每月人均能在垃圾山上捡出1500元收入，但这对于后来的杜茂洲来说，仅仅是一个开始。
2005年，杜茂洲的公司“北京茂洲学琼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”在通州成立。也是这一年，他登上了CCTV，成为了“拾荒者公司化运营第一人”。
垃圾回收这条路，致富的方式大同小异，关键在于富起来后，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：
厦门首富林秀成，早年从事钢铁贸易，倒卖废钢铁边角料，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，
如今，他旗下的三安集团已经是集光电高科技、光生物科技和半导体集成电路等的多元化企业集团；
他旗下的方大集团，已经是一家以钢铁、医药为主，兼营矿山、房地产等产业的大型企业集团，他本人也成为了“钢铁首富”。
1985年，27岁的张茵放弃了深圳一家待遇优厚的合资企业的财会工作，带着3万块钱，独自一人跑到了香港。
由于之前曾经受过一家造纸厂委托，去香港收购废纸，张茵很快了解到内地纸张短缺，浙江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。
彼时的中国，造纸用的速生林建设还严重滞后，绝大部分高档纸原料，都需要进口的废纸和木浆。
很快，香港吸引了不少客商来做废纸生意，张茵在通过和内地造纸厂的合作过程中，也吸取了不少经验，很快生意就做了起来。
1990年，张茵开始在美国拓展废纸回收业务，成立了中南控股公司。公司以极低的价格在美国收购废纸，再运回中国，以低廉成本生产出高档纸。
1996年，张茵在东莞投下1.1亿美元，成立了玖龙纸业。1998年7月，第一条生产线月，她又先后斥资安装了两条生产线。
玖龙纸业以三条生产线、百万吨产能确立了中国包装纸板龙头企业的地位，并且不断新建生产线。
经济蓬勃发展，“世界工厂”生产的产品都要高质量的包装，玖龙纸业的产品自然供不应求。
玖龙纸业早已成为欧美最大的纸原料供应商，更是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废纸环保造纸的现代化包装纸造纸集团之一。
时至今日，玖龙纸业更是把生产线挪到了海外去，在美国收购了两处纸厂和浆厂，在越南也有生产线中期业绩报告显示，营收308.87亿元，同比上涨7.11%；归母净利润40.02亿元，同比上涨75.63%。
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，废品价格一路下跌，以杭州为例，彼时价格坚挺了三四年的塑料瓶，回收价从两三毛钱一个，跌到五分一毛。
不光是塑料瓶，一吨废铁几乎每天都要降价两三百元，回收价格一直很稳定的铜，单价也从每公斤70块钱跌到了40块以下。
原因说来也简单，国内收购的废品，大多用来回收再加工，作为工业材料用于制造业，然后再将成品出口。
金融危机最先影响到底就是对外贸易，一旦外贸缩水，原材料价格一跌再跌，自然会影响到废品回收价格。
与此同时，国际商品期货大跌，收购站的收购商也会随着期货价格，下调收购价。
再加上销售受阻，下游企业的原材料需求量减少，废品流动的速度降低，回收价格自然就出现了下滑。
不少废品收购商挂着“暂停营业”的牌子，一些一线废品收购人更是直接退出了市场。
2015年，我国十大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总值为5149.4亿元，同比下降20.1%。其中，废钢铁价格大幅下降，降幅高达36.4%，历史罕见。
制造业去产能，对原料的需求缩减，有的行业减产甚至停产，所以原材料下跌，导致了废品回收价格的下跌。
那几年，钢铁行业持续亏损，各大厂商只能压缩成本来止损。废品回收作为整个产业链中的一个末端，势必会受到极大的冲击。
各地层出不穷的“破烂王”神话，此时已经破灭。曾经走街串巷，叫着“收旧电视机”的人慢慢地少，身边的废品回收站也一个接一个关门。
就算是生活节俭的普通市民，平日里喜欢随手捡瓶子的阿姨，面对两分钱一个的价钱，也不怎么动心。
2016年夏天，随着非首都功能的疏散，北京82个废品交易集散地陆续被废止，只剩一棵独苗。
不少人要么只能黯然离场，要么只能转战地下。这帮淘金者最终只得退往城市边缘，但能留给他们的利润也慢慢的变少。
2018年1月1日起，我国禁止进口洋垃圾，这中间还包括废弃塑胶、纸类、炉渣、纺织品等等。
在送交WTO的文件中表示，一般可回收利用的固体垃圾中，还掺杂着不少高污染垃圾和危险垃圾，严重对环境造成污染，所以我们要调整垃圾进口的法律和法规，拒收高污染的固体废弃物。
拒收洋垃圾并非一蹴而就：早在2013年，我们就发起过“绿篱专项行动”，加强固态废料监管，遣回不符合规定标准的“洋垃圾”；2017年3月，“国民利剑”行动再次收紧了对洋垃圾的督查……
过去，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地发展的国家，对于能源的需求巨大，而同进口矿石、燃料相比，进口垃圾的性价比显然更高。
对那些出口垃圾的发达国家来说，垃圾回收成本昂贵，出口能节省大量费用，还能够尽可能的防止污染本国环境。
有着“天赋”加成的拾荒者们，似乎是做这件事的不二之选。但垃圾分类的到来，却让他们再次黯然。
拾荒者而言大多排斥垃圾分类，因为垃圾分类后，送到末端的就只剩下不可回收垃圾，对他们来说，这个行业就更加没有价值了。
2014年起，一个企业在北京东城一小区进行试点，推广APP预约服务。近千户居民成为注册用户，从网上预约回收员，十分方便。
到2017年，东城区已有50个社区在尝试这种服务，平均每个月能够回收各类物资300吨左右。
互联网回收模式，使得废品回收行业改头换面，从之前的无序发展，促进了整个市场向规范化、组织化、规模化发展。
爱回收、帮到家等等平台，都在线上线下展开上门回收业务，同时在人流密集区布置智能化自动回收装置。
时代的快速的提升和变化，既让玖龙纸业这种顾全大局、眼光长远的企业得到了发展机会，为环保和建设做出了贡献；也让无数拾荒者，逐渐消失在了现代社会里。
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拾荒者这一人群，正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平衡的体现，他们迟早要退场，这是进步，是一种发展。
自去年下半年以来，国内大宗原材料的价格就在不断上涨，比如铜、铁矿石、原油、纸浆，白糖，棉花等等；今年以来，涨幅更是明显，部分原料材料价格甚至一个月内涨幅达到了20%以上，涨幅令人震惊，而且这种上涨的趋势仍在继续。
拾荒人已经不在，但他们所承担的功能依然被社会所需要。如何安置这些人，同时找到更好处理垃圾的方式，建立更完善的产业链，或许可以从过去的成功中吸取经验，也可以从失败的案例中得到教训。
北京日报：“收破烂儿”的陈年往事博绿网：垃圾分类政策下拾荒江湖的兴衰刘白惜：“破烂王”乔保锋华商报：“破烂”越来越不值钱 西安废品收购站消失一半多
